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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,上县共拨付十五万六千两,中县共拨付五十一万七千五百两,下县共拨付十五万四千两,合计八十二万七千五百两,结余十七万两千五百两。当然,结余款项户部并不收回,仍做预备救灾、紧急调度之用。
另外,考虑到赈灾乃是急用,大批现银调度不便,故以上款项都由明联储各地支行按照额度随时支用。但,紧急调度款不得由当地衙门调度,需有内阁签押、户部行文,当地明联储方可按数拨付。”
你看,地盘大也有地盘大的麻烦,一百万两看似是一笔巨款,但是哪怕高务实把拨付省份降低到北境四省范围,却依旧有三百多个县眼巴巴望着这笔钱。结果一百万两这么一瓜分,平均一个县也就两千多两的支援力度了。
两千多两是个什么概念呢?也就大致相当于一千头猪的样子。放在后世,一个县级的养殖场就能随时拿得出来。考虑到后世中国一年吃掉7亿头猪,平均每人每年吃掉半头,所以一个县往往有一溜的这种养殖场。(这还要考虑后世中国人食谱极其广泛,否则可能10亿头都打不住。)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,属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
当然,这笔银子拨下去,买猪肯定不是主要花费,以上只是做个价值平替。总之,这笔钱看似很大,分一分也就没多大水花了。这也是高务实财政改革之前大明几乎没有像样的赈灾举措的原因。
财政虚得跟阳痿了似的,指望这破朝廷龙精虎猛夜御八女,那显然是太监上青楼——无稽之谈啊!
高务实的话让在座的诸位大臣们陷入了沉思。他们当然听得出来,如此具体的数值能够脱口而出,显然元辅早有计划,所谓“查漏补缺”搞不好都只是随口的谦辞。
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,高元辅的这个计划,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白灾,更是在试图改变大明的基层治理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