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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户籍失序对社会经济的连锁冲击
（一）赋税体系的崩塌与财政危机
户籍混乱直接导致赋税征收陷入困境。后梁贞明六年（920年），户部奏称：“天下户籍，除两京及近畿州郡外，余皆失实，纳税户较唐开元时十无二三”。唐朝以户籍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五代名存实亡，各政权被迫改行“按田亩征税”，但因土地所有权随战乱频繁变动，“田易主而籍未改，新主无籍而旧主逃”，出现“有田无税、无田纳税”的怪象。后唐清泰二年（935年），三司使刘昫统计赋税时发现：“河南府户五十万，而纳税者仅十三万，余皆为逃户或隐户”，财政收入不及盛唐时期的十分之一。
为弥补财政缺口，官府肆意加征杂税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后晋天福年间，“除正税外，有蚕盐钱、地头钱、农器钱、曲钱等数十种”，甚至按户籍征收“拔丁钱”“甲料钱”，百姓不堪重负，逃亡更甚。后周广顺元年（951年），柴荣不得不承认：“户籍紊乱，赋税不均，盖由官吏弛慢，豪强蔽匿，致朝廷失其版图，百姓受其疾苦”。
（二）土地荒芜与农业经济衰退
户籍失序导致大量土地无人耕种。后梁开平四年（910年），户部奏报：“自唐末丧乱，京畿周边百里，耕者十无二三，良田鞠为茂草，皆因户籍散佚，业主不明”。后唐天成元年（926年），枢密使安重诲巡视关东，见“曹、濮、郓诸州，户口减耗，田畴荒芜，问其故，皆曰：‘百姓惧苛政，多逃于他境，或聚为盗寇，田无人耕’”。
土地荒芜又引发粮食危机。后晋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汴州大饥，“人相食，户口减大半”，官府因无准确户籍，无法调配救灾物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灾情蔓延。《五代会要·户口》记载：“五代之民，死于兵者十四五，死于饥者又十四五，户籍所存，十不余一，中原经济几近崩溃”。
五、户籍崩解下的民生困境与社会失控
（一）身份认同丧失与社会流动阻滞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