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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巢在长安周边推行"均田"时，遭遇了关陇士族的激烈反抗。《三水小牍》记载，京兆韦氏家族曾煽动百姓"藏匿田契"，导致起义军初次土地清查时"籍帐多虚"。为此，大齐政权设立"田亩勘定使"，采用"鱼鳞图册"与"手实"（百姓自报土地）相结合的方式复核，对隐瞒土地者处以"没为官田"的惩罚。这场博弈最终以起义军没收1200余顷士族土地告终，但也消耗了大量统治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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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赋役征发中的技术较量
唐朝两税法以"户等"为征发依据，而起义军则多采用"按丁计税"的简易方式。在荆南地区，张楚政权发明了"牌甲制"——每十户发一木牌，牌面刻写丁口数量与应缴钱粮，这种直观的管理方式比唐朝复杂的"两税籍"更易执行。但唐朝残余势力很快反击，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派人伪造起义军户籍牌甲，故意登记虚假丁口，导致张楚政权赋税征收出现混乱，这反映出户籍管理背后的技术能力较量。
（三）人口控制中的意识形态争夺
起义军推行"新籍"时，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宣传。在洛阳发现的大齐政权文告中，有"旧籍乃苛政之根，新簿为乐生之本"的表述，将户籍制度改革上升到政权合法性层面。唐朝则针锋相对，僖宗在《罪己诏》中强调"户籍者，王政之本"，试图从儒家正统观念上否定起义军户籍的合法性。这种意识形态争夺在基层表现为：起义军每到一地必焚烧唐朝户籍档案，而唐朝官员则冒险藏匿版籍，如郓州刺史张裼"埋户籍于地下，得免焚毁"（《册府元龟·酷吏传》）。
四、历史余响：户籍制度转型的阵痛与启示
唐朝末年起义军对户籍制度的冲击，虽然随着政权覆灭而未能完全成功，却为后世户籍制度变革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。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，更引发了社会结构与户籍观念的深层变革。
（一）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
起义军废除"良贱户籍"的实践，直接推动了奴婢制度的瓦解。天佑年间（904-907年），中原地区"部曲"数量较乾符年间减少70%，大量奴婢通过起义军的户籍改革获得自由民身份。这种变化虽非起义军刻意为之，却客观上加速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，为宋朝"主客户"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