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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工矿业生产指数则干脆从1985年的4%变成了负增长。
所以日本政府不但用行政手段给日本国内煤水电和汽油都降了价，还尽可能的增加政府投资公共事业项目。
尽可能地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多增加一些路灯，在大城市的夜晚多增加一些霓虹闪烁的营业场所。
以此来应对广场协议签订后，日元急速升值给日本出口产业和实体经济造成的“升值性萧条”。
同样为此，日本的大型企业为了对冲本币升值的风险，也本能地加大了在海外的直接投资。
他们挥舞着购买力越来越强的日元，不但在美国和西方诸国一掷千金进行商业并购。
同时也为以共和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型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，投资建厂。
所以说起来最有意思的事，恰恰就是中日两个国家此时呈现出的穷与富的极端对比，兴与衰的反向而行了。
只可惜无论华夏还是日本，此时并没有人能从中看到两国国运对调的大趋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