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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实战中，确保指挥中心与无人机之间稳定、高效的通信至关重要。虽然增加自适应调整机制会带来成本上升，但与可能在战场上遭受的损失相比，这些投入是值得的。
我们更倾向于采用能够最大程度保障作战能力的方案，只要成本增加在合理范围内，就不应成为阻碍技术应用的因素。”
吴浩认真听完各方观点，沉思片刻后回应道：“各位的观点都很有道理。从研发角度出发，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智能通信协议中融入自适应调整机制。在硬件方面，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电路设计和采用集成度更高的芯片，尽量控制因功能增加带来的成本上升。
在软件层面，我们的研发团队已经在研究更加智能、高效的算法，能够在不显著增加计算资源消耗的前提下，实现备用频段切换和编码方式调整的快速响应。而且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规模化生产，成本会逐渐降低。
我们有信心在保障抗干扰性能提升的同时，将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，为军方提供既先进又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案。”
听到吴浩的话，现场众人都点了点头，一位从事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学者微微颔首，接过话茬：“从伦理角度看，人工智能决策模块的自主性引发了一些思考。虽然它能依据多模态数据做出决策，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，比如面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复杂场景，如何确保决策符合人道主义原则？是否需要设置人工干预的紧急制动机制，以便在关键时刻人为介入，纠正可能出现的非人道决策？这不仅关乎技术，更涉及道德和法律层面的考量。”
一位国际法专家神色凝重，率先发表意见：“学者提出的问题十分关键。在现代战争中，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，也是我国军队始终坚守的底线。从法律角度讲，一旦因人工智能决策导致平民伤亡，且被认定违反人道主义法，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，甚至可能陷入法律纠纷。所以，设置人工干预的紧急制动机制是必要的，这是确保战争行为合法合规的一道‘安全阀’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