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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注为：“政者，为治之具；刑者，辅治之法。德、礼则所以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之本也。此其相为始终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。德、礼之效，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，故治民者不可使徒恃其末，又当深探其本也。”
这一题，是个深层次的的考题，哪怕在高务实前世，也还是法制禁令和道德教育二者不可缺一，虽然在历史上各个时代之中，二者程度不是等同，但实际上总未超越孔子所说的范围。
而题目只出后三句，可见重点在于论“道之以德”三句，其论政对比“禁之”、“引之”、“法立”、“身率”，以及推论“见责”、“见弃”、“惭愧”、“勉强”、“自然”的层次。
所以这一题的重点就不仅仅是破题可以看出好坏的了，而是在于观点，也就是“讲道理”。
讲道理的主要看起比和后比，高务实的主要精力也集中于此二处。
他的起比是这样写的：
禁之勿为小人，与引之共为君子，其意同而厚薄分焉。天下为意之厚者，为不忍负耳。而此不忍负之心，遂足验天良于草野。
法立而使之避，与身率而使之从，其情同而浅深判焉。天下惟情之深者，为不能忘耳。而此不能忘之见，已足流教化于大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