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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536年，郑国执政子产“铸刑书于鼎，以为国之常法”，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的活动，距大明隆庆四年，已经两千多年了。
所以，杨教谕这篇文章虽然好，但高务实认为从道理上来看，是站不住脚的。
因为高务实之前和高拱已经细谈过此事，他记得当时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。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，八千七百八十匹生丝，换算成麦子是两万零四百八十石，跟歙县拖欠的九千七百石根本对不上号。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，也不可能差那么多。
可见杨教谕学问虽然好，可到底是个文科生，这笔数字账只怕是没算明白。
不过这不要紧，因为文科生虽然算账的本事值得商榷，但煽情的能耐却毋庸置疑。
杨教谕在文中动情地说道：“我们绩溪乃是个下县，方圆不过区区二十四里，土地贫瘠，民众贫苦，每年的丁粮才七百石不到；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，每年丁粮能得六万多石。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，竟然还有帅嘉谟这等狼心狗肺之徒，想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！试问还有天理吗？”
这还不算晚，他哭诉完之后，又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“建议”，说“照旧定纳，庶免小民激变之忧，官民两便。”
高务实看到这里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：原来杨教谕前面那些话，其实都可以看做废话，真正的文眼，却在此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