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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汝之意，某亦知矣……”蔡邕说了一半，然后摇了摇头，长叹道，“儒生争权……乃求一活路尔……”
其实蔡邕说的也没有错，在汉初的时候，在儒家刚刚在思想、文化和教育领域上得到了独尊独享的盛誉和垄断权力的时候，由于儒家极为害怕这种在人们思想领域中的独断权力会迅速丢失，以及害怕再出现一个类似当年诛杀他们“暴秦”这样的法家政权卷土重来，所以儒生儒者们对法家思想的攻击就相当猛烈，甚至不惜将这种争斗，覆盖到其他的学派当中……
后世那些动不动就叫嚣着要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的，想必在汉代这个时候及其符合儒生的观念。
“如此便可以笔墨杀人？”斐潜说道，“此种伎俩，亦为孔子所授？”孔子是没有动笔墨的，他最多只是动动嘴，而用笔墨杀人，则是后续的儒生衍生发展出来的。
蔡邕是比较倾向于古文经学的人，所以斐潜也就直言不讳了。和今文经学那种动不动就糅合各种道、法、阴阳等等学派为己用的拿来主义者不同，蔡邕更注重的是原汁原味的传承和发展。
就像是董仲舒，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，用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，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，其中就已经是糅合了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等的成分，然后便成就他的一家之言。这种侧重于义理论证的治学目标和治学方法，实际上开创了今文经学派的治学风格和治学态度，儒教也变得越发的神秘化和宗教化。
这一点，恰恰也是蔡邕看不惯的。
蔡邕可以容许今文经学的发展，他也不反对今文经学的一些诠释，但是动不动就以心论之，随便扯一个句子便说其中含有孔子的微言大义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穷究下去，这样的治学态度，让蔡邕很不以为然。
所以当斐潜说当下儒生喜好用笔墨杀人的时候，蔡邕也是无言以对。
儒生干这个事情的人，不在少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