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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绛这一趟回京绝非陈述契丹国情那么简单。
没错，如今韩绛知大名府，熟悉契丹边情，但在这个风口浪尖时，他能够回朝绝对是对介甫的相位产生了威胁。
韩绛道：“当初在陕西我擅自免去四五等户的役钱及免役宽剩钱，是念在陕西底层百姓经过多年与夏国的战役，日子实在太过贫困故而免去。”
“当时天下各路便只有我一路免去役钱，于是介甫写信斥责于我，而且还毫不客气，言我此举乃收买民心之举，反令他处于大奸大恶之地。”
“说实话我当初并未这么想，但介甫如此说我，实置我们多年的交情于不顾，我写信解释他却冷冷地回了几句，之后我又用吕大防和范纯仁为幕下，介甫又横加指责说我用人不明，实是没有道理来由。”
章越听着韩绛与王安石失和的经过，与自己有些异曲同工。
韩绛改动免役法，而自己改动了市易法，这都触了王安石大忌。相较下韩绛改动免役法更令王安石不快，二人当时同为宰相，在对免役法上，王安石取严，韩绛取宽，令王安石感到对方确实在收买人心，如同拆他的台。
加上韩绛又用了范纯仁，吕大防为幕下，这两个人都是王安石极讨厌的人。
范纯仁不说，因为有位名垂千古的爹，所以在朝中言谈无忌，整日批评新法。
吕大防呢？王安石骂这个人，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，专务诡随，以害国事。如荒堆斩人，其不至变者特幸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