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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对于朝政甚少参与的李勣此时发声：“国主可以拥有私人禁卫，但封国之军队陛下受中枢节制，其统帅、将领由兵部委派任命，军队也必须从本土调遣。军制以‘募兵制’为上，军饷可自其地征缴之后截留，以中枢之名义派发。”
当下，大唐的兵制依旧是“府兵制”与“募兵制”并行，绝大多数军队都还是沿袭“府兵制”。但“府兵制”更适用于乱世以及开国之初，随着国家稳定、人口繁衍，“府兵制”的缺点开始无限放大，最终必然全面改为“募兵制”。
但“募兵制”最大的限制便是军饷。
“府兵制”下军队何以敢战无畏？
因其实施之基础在于“均田制”，战功可以转换成田地，不仅可授予土地且“免其身租庸调”，农时耕作、战时出征，战争之胜负与自身之利益密切相关，故而“血不流干、死不休战”，可以爆发出极强之战力。
“募兵制”的优点则在于“发饷”，只要参军便可按月领取军饷，每家有一人当兵，所得军饷便可支撑一家之生活且绰绰有余。
但缺点也在于此，历经过战乱的李勣比任何人都清楚兵卒的本性，“拿谁的钱、听谁的话”乃是定律。中枢不可能承担诸多封国的军饷，但军饷也绝对不能任由封国直接派发给兵卒。
他参与房俊发起的“军制改革委员会”，其最主要的宗旨便是杜绝遍及于整个大唐的折冲府受到当地官府、世家之影响，从而形成军队依附于地方之弊端。
到那时，军队哪里还是国家之军队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