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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俄在1552年征服喀山汗国后，实施了分阶段、多层次的治理策略，融合军事高压与政治怀柔，具体措施大致如下：
其一，军事高压与人口置换。沙俄效仿诺夫哥罗德模式，由军队驱逐大量鞑靼原住民，尤其在伏尔加河中游建立军事据点，迁入俄罗斯族移民以巩固控制。例如喀山城周边就形成了俄军驻防区，鞑靼贵族大多被迫向东部草原地带迁徙。
然后，沙俄利用哥萨克武装沿伏尔加河建立巡逻体系，镇压鞑靼人反抗，并将喀山作为后续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(1556年)和西伯利亚汗国(1582年)的跳板。
其二，实施“差异政治”与间接统治。沙俄允许归顺的鞑靼领主保留部分土地和司法权，但需向莫斯科缴纳赋税并提供兵役。例如喀山汗国末代王室成员，就被直接纳入沙俄贵族体系，换取其对地方部族的号召力。
而在文化上，沙俄并未强制推行东正教，允许当地人保留绿色信仰，但限制新建绿寺的规模。鞑靼语也作为地方行政辅助语言，用于税收和司法文书。
其三，经济资源攫取与贸易垄断。沙俄控制伏尔加河航道，喀山成为沙俄垄断伏尔加河皮毛、粮食贸易的核心枢纽，鞑靼商人需向沙俄海关缴纳高额通行税。
而在土地方面，则出现了国有化与农奴制扩张。沙俄通过没收反抗贵族的土地，分封给俄罗斯服役贵族，并引入农奴制开发伏尔加河流域农业资源。
其四，宗教方面进行象征性同化。伊凡四世在莫斯科修建圣巴西尔大教堂(1555年)以纪念征服喀山，强化东正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意识形态存在。而在喀山城内则增建东正教堂，但避免直接摧毁鞑靼人宗教场所，以减少抵抗。
总之，沙俄这种“军事威慑+文化包容+经济剥削”的复合治理模式，使其能以较低成本将喀山转化为东扩的战略支点，并为后续控制多元民族地区提供了范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