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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得好，不能只能剩下『狡兔死走狗烹』，干的不好，也不能『病退告老』就算是完事。
华夏自从儒家提出了『天命之子』概念之后，就形成了『单向契约』的模式，皇帝拥有最高解释权，最高裁决权，最终施行权，又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，同时还是观众。
儒家则是在皇帝这个主干上寄生的藤蔓，在替皇帝扫平周边的同时，也活生生的绞死了一代代的皇帝，吸血壮大，然后寄生在下一个王朝身上。
所以皇帝和儒家，都必须倒下，鲸落方可万物生。
而万物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『政治契约』。
汉代不缺『契约』。
汉代的『先令券书』等民间契约文书的高度发达，与政治领域的非契约性形成鲜明反差。
斐潜特意留下了吕布，实际上就是为了铺垫出『政治契约』的重要性。
只有『功臣』不死，华夏之中能人才会尽情施展，否则要么就像是韩信这样，被归咎于『自伐其功』，将刘邦的这种政治背叛定义为道德缺陷而非制度问题，而导致每一个上台的『权臣』，最后都必须要考虑自己，以及自己的家族究竟要怎么活下去……
甲鱼的自污，也是对于这个病症的提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