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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时，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。嘉靖皇帝在位时，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%-50%，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。
想法其实还不错，但在执行上，还是出了问题。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，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。来往官吏们，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，还要用车用马。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。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，后果就比较严重。
例如，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，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京师。不得已之下，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，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。
到了万历年间，张居正已经大权独揽，也开始拿驿政下手。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，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。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，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，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。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。
此外，张居正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，而是抓住了“官员特权”这一要害下手。还把改革驿政，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。这个思路就正确了不少，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%以上，据说是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，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。
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，张居正这个办法，国家和民众或许有了好处，但强行用行政手段压制天下官员，人亡政息根本没得跑。
高务实之所以深入驿站了解情况，也是想从中仔细寻找突破口——他一贯同意“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”，所以强压虽然不是说永远不行，但一味强压肯定不行，你关了一道门，起码还得给人留一扇窗，这个道理就和兵法中围城战要“围三缺一”类似——全部堵死，不如稍留缝隙作为宣泄口，以防困兽犹斗、鱼死网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