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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执行失效的三重困境
官僚腐败成为户籍清查的最大障碍。文宗时期的江西观察使吴士矩，在括户中“受豪族赂金，隐没户口三万余”，《新唐书》记载其“以括户为名，实则肥私”。更普遍的是“通融造籍”现象，地方官在编造户籍时，对豪族“减年增状”的请求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如会昌年间的虢州刺史，在造籍时将当地豪族的成丁年龄普遍改小三岁，使他们规避了“中男”至“丁男”的赋税跃升。
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清查难度。安史之乱后，藩镇节度使为扩充实力，公然庇护辖区内的豪族隐户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“括管内户口，得七万”，但实际辖区人口远超此数，他将大量隐户编为私兵，《旧唐书》记载其“户版不籍于天府，税赋不入于朝廷”。这种情况下，中央派来的括户使往往被藩镇以“擅动户籍，动摇民心”为由驱逐，德宗时期的括户使杜佑在淄青镇就曾被节度使李纳扣押。
技术条件的限制也不容忽视。唐代户籍全靠人工抄写，长安的户部司虽有“户籍档房”，但开元年间全国户籍档案已达“五千余卷”，查阅十分困难。肃宗时期的户部侍郎元载曾感叹：“每岁造籍，吏胥因缘为奸，飞走易名者不可胜计”，因为人工核对难以发现细微的户籍篡改。更麻烦的是人口流动，随着商品经济发展，“行商”“浮客”大量出现，这些人“岁无定处，籍无定所”，传统的固定户籍管理根本无法覆盖。
（二）豪族势力的韧性根源
宗族血缘网络构成了抵抗朝廷的组织基础。弘农杨氏通过“族规”“族田”“族学”三位一体的体系，将族人牢牢控制在宗族内部。其族规规定：“凡附籍官府者，须经族老同意，擅自入籍者，削除族籍”，这种内部纪律使朝廷难以分化瓦解。族田则为隐户提供生存保障，河东薛氏的族田“岁入租米万石”，足以养活数千隐户，使他们不必依赖国家均田。
文化话语权赋予豪族合法性优势。范阳卢氏自设“家学”，培养族人精通律法与典章，在与官府博弈时总能找到制度漏洞。德宗时期，卢氏族人卢杞担任宰相，利用职权修改《考课令》，将“括户成效”从地方官考核指标中删除，大大削弱了朝廷清查的动力。更深远的是社会观念影响，时人普遍认为“名门望族”拥有荫庇族人的天然权利，这种观念使朝廷在打击豪族时面临舆论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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