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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人口隐匿与空间转移
秦岭北麓的京兆韦氏发展出成熟的“隐庄制”，在主庄园周边设立数十处“隐庄”，每庄藏匿依附民百余人，这些人“居无定所，籍不着州”。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记载代宗时期“豪民侵噬产业，不移户，人人自占为籍”，即豪族购买土地后不办理户籍迁移，原户主沦为佃农却仍在原籍承担赋税，形成“有田无籍，有籍无田”的怪象。
安史之乱后，江淮豪族发明了“浮客”策略，将依附民编为流动性的商队或佣工群体，《唐语林》记载宣州某豪族“养浮客数千，岁漕米万斛”，这些人随商队流动，规避固定户籍管理。甚至出现“寄庄户”现象——北方豪族在江南购买土地后，将族人户籍寄于当地寺庙，如润州甘露寺在大历年间竟“附籍客户八百余户”，成为豪族隐匿人口的庇护所。
（三）权力寻租与制度渗透
豪族对户籍管理的干预已深入官僚体系。德宗时期的浙西观察使李琦，利用职权将本族500余口编入“盐户”户籍，规避赋税的同时垄断盐业贸易，《旧唐书》记载其“以户籍为私器，官赋不入，私藏山积”。更系统的做法是控制地方户籍编制环节，敦煌P.4634号文书显示，沙州地区的户籍编造需经过“里正造籍-县尉审核-刺史签署”三道程序，而当地豪族索氏通过控制里正与县尉，使本族300余口“皆注籍为品官子，免课役”。
科举制度也成为豪族干预户籍的工具。宪宗时期规定“举人须在本籍取解”，但河东柳氏通过“寄籍”方式，让族中子弟在科举大省河南府应考，《云溪友议》记载其“一姓三州寄籍，岁中进士者十有二人”。这种户籍投机不仅破坏科举公平，更导致“士籍”户籍的泛滥，穆宗时期曾一次性查出“伪冒士籍者一千七百户”。
三、雷霆手段：朝廷户籍清查的制度创新与实践
（一）括户政策的技术升级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