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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问题成为十国政权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,各政权通过户籍政策的调整来实现政治目的。南唐为争取中原士大夫支持,实行"优遇北士"政策,"凡北人入籍者,免十年赋役"(《江南野史》),这种政策既增强了自身实力,又削弱了中原政权的统治基础。后周世宗则通过"禁民南渡"政策,"立栅于淮,犯者死"(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),试图阻止人口流失,同时为南下伐唐制造借口。
吴越与南唐的户籍外交尤为典型。吴越为牵制南唐,主动吸纳南唐逃户,"给以田宅,使为吴越民"(《吴越备史》),南唐则针锋相对,"招纳吴越流民,许以复唐籍"(《资治通鉴·后周纪二》)。双方这种"争民"的外交策略,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资源与人口红利,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,直至北宋统一后才得以缓解。
南平政权则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,在户籍问题上实行"中立"政策。南平处于南唐、后蜀、马楚等政权之间,大量流动人口经此中转,南平王高从诲"不问来者何许,皆给以路引,使往他境"(《十国春秋·南平世家》),这种"过境留客"的政策,既避免了与周边政权的直接冲突,又通过收取"过境税"增加了财政收入,形成了独特的"缓冲国"生存策略。
(二)人口争夺与军事冲突的联动
户籍冲突与军事冲突往往相互激化,形成联动效应。后梁与吴的"清口之战"(905年),表面上是军事对抗,实则与人口争夺密切相关。战前,吴政权"招纳梁之逃户,得十余万"(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一》),后梁太祖朱温以"吴盗我民"为由,发兵二十万攻吴,最终惨败于清口。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南北军事格局,也使后梁丧失了大量人口,加速了其灭亡进程。
南唐灭闽(945年)的战争同样与户籍问题有关。闽国后期,大量百姓逃亡南唐,闽主王延政指责南唐"招我逋逃,谋我疆土"(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),南唐则以"吊民伐罪"为名出兵,最终灭闽。但南唐在战后处理闽地户籍时采取高压政策,"括闽之户口,增其赋税"(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六》),导致闽地百姓"群起反抗,数年乃定"(《南唐书·元宗本纪》)。
后周世宗伐南唐(955-958年)的战争更是户籍冲突激化的结果。后周以"南唐招纳后周逃户"为由起兵,战争中双方都采取了"迁民"策略:后周攻占淮南后,"迁其民于淮北"(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);南唐则在败退后,"徙淮南之民于江南"(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)。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,使户籍制度遭到严重破坏,也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。
(三)户籍整合与统一趋势的孕育
尽管户籍冲突加剧了十国的分裂局面,但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,也孕育了户籍整合的趋势,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。南唐在灭闽、楚后,尝试在新占领区推行统一的户籍政策,"罢闽、楚旧籍,一依唐制"(《江南野史》),这种制度整合虽因政局动荡而未能完全成功,但为区域性的户籍统一提供了经验。
吴越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向统一制度过渡的特征。吴越在境内实行"版籍整齐"政策,"令州县造鱼鳞图册,定户籍,一准唐法"(《吴越备史》),这种对唐代户籍制度的继承与发展,使吴越的户籍体系相对规范,为后来纳入北宋统一户籍体系奠定了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