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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蜀的"逃户复业"政策则具有一定的创新性。广政年间（938-965年），后蜀下诏："凡逃户归业者，不仅免其旧欠赋税，还给予每亩二斗的种粮补助"（《蜀祷杌》）。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，使后蜀在五代后期出现了"田野垦辟，户口增息"的局面（《宋史·后蜀世家》），为解决逃户赋税问题提供了成功案例。
这些制度调适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逃亡与赋税纠纷，但反映了十国政权在分裂格局下对现实问题的回应，也为宋代户籍制度的整合提供了历史经验。
四、身份迷局：跨政权户籍身份的权益认定冲突
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，跨政权的户籍身份认定成为十国时期又一突出矛盾。不同政权对流动人口身份的不同界定，以及由此产生的权益差异，引发了大量法律纠纷与社会矛盾，这些冲突不仅涉及个人权益，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与统治基础。
（一）户籍身份的法律认定困境
十国时期，流动人口往往面临"双重户籍"或"无户籍"的法律困境。一方面，原户籍所在地政权不愿放弃对人口的控制，如后梁规定"逃户虽居他境，户籍不得除削"（《五代会要·逃户》）；另一方面，流入地政权为增加赋役来源，又积极招纳流民入籍，如南唐"凡流民至，给田耕种，三年附籍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。这种矛盾导致大量人口同时拥有两个政权的户籍，或处于"两不管"的无籍状态。
后唐与吴的户籍身份纠纷颇具代表性。后唐天成二年（927年），吴政权境内有"后唐逃户万余家"，后唐政府要求吴"遣返逃户，恢复其唐籍"，吴主杨溥回应："彼自厌苛政，来归乐土，若强遣之，是驱民入水火也"（《资治通鉴·后唐纪二》）。双方为此展开外交争论，最终不了了之，这些逃户实际上处于"唐籍未除，吴籍未入"的尴尬境地，其法律身份长期无法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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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政权更迭时期。后蜀灭亡后，部分蜀地百姓逃亡至荆南，北宋建立后，要求荆南"括蜀逃户，归籍于宋"，荆南则以"逃户已入吾籍，当为吾民"为由拒绝（《宋史·荆南世家》）。这种政权交替引发的户籍继承问题，使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，往往需要新政权通过专门的"括户"行动来重新确定户籍归属。
（二）权益差异引发的社会冲突
